《金陵十三钗》的美学取向有问题吗？
二战伤亡总人数约万，把世界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绞肉机，炮火、鲜血、掠夺、屠戮……人间变成地狱，到处惨不忍睹。这些人间惨剧，尤以南京大屠杀和奥斯维辛集中营为最。但是，人类的神经，对奥斯维辛的痛，一向更敏感。因为奥斯维辛伤亡更大，也因为奥斯维辛被艺术作品表现得更多。
中国至今缺乏有世界影响力的艺术作品，来向全人类诉说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城市所承受的深重灾难——这个灾难如此深重惨烈，已经不是一个民族的痛，而是全人类的耻辱，必须被铭记、被审视、被警戒。
南京大屠杀和奥斯维辛集中营，其本质，都是反人类的。
这种艺术作品的缺席，其原因，一个大概是中国文化的内敛禀性所决定的“不愿”，一个也是目前艺术水平所制约的“不能”。
从这个意义上，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可以看作这样的两种努力：让中国电影走向国际视野，让南京大屠杀的疼痛警醒世界神经。
我之所以会在今年看《金陵十三钗》，是因为潘知常在《头顶的星空——美学与终极关怀》一书中提及，张艺谋的这种努力失败了。因为张艺谋的中国式美学取向，还没有达到和世界通行的美学取向同频共振的层面，并举出莫泊桑的《羊脂球》来对比。
果真如此吗？
于是，我想，我看看《金陵十三钗》和《羊脂球》，再决定是否相信潘知常的论断。
需要说明的是，《金陵十三钗》改编自严歌苓的同名小说，但是，因为我没有看过原著，而且电影相对原著有比较大的改动，为了叙述方便，我只论述张艺谋的美学取向。
潘知常诟病的《金陵十三钗》的美学取向，是这部电影的核心情节：用妓女的命换女学生的命，并进而追问，女学生的命一定比妓女的命高贵吗？
潘知常坚守的美学取向，是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坚守的美学取向——“不再面对复仇，而是转过身去面对上帝”。
潘知常解释，这里的上帝，是指人类的那些充满爱和美好的东西。
《金陵十三钗》中的主人公约翰神父也表达了相同的意思：
“她们很坚强，勇敢，细腻，出色。我从来没有见过，像她们这样的……她们最懂得爱和恨……那些女人，和你们一样，有着永恒的力量和美。”
面对上帝，也就是面对永恒的爱和美。
面对伤害，面对仇恨，人将去向何处？把心灵交给上帝，把信仰交给宗教，用神性来拯救人性——这是西方经典艺术作品给出的人类救赎之道。雨果的《悲惨世界》，就是典型的例子。
显然，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也在试图向这条救赎之道靠拢。我们知道，中国人是没有真正的宗教信仰的。经过无产阶级革命之后，无神论的风，更是吹遍神州大地的每一个角落——比如我自己，暂时仍然是一个坚定无比的无神论者。所以，张艺谋把《金陵十三钗》的故事背景，安置在文彻斯特大教堂，主要人物设定为神父——尽管约翰本来不过是一个爱钱如命嗜酒如命的入殓师，但是后来，他实际上担负了起神父之责。
张艺谋有没有表现对“永恒的爱和美”的追求？
当然。影片的所有努力，都是在朝向这个目标。
从片名看，“金陵十三钗”是取自《红楼梦》“金陵十二钗”；片中的女孩子，都是十三四岁，正是大观园中林黛玉、贾宝玉们的年龄；秦淮河女人中有个15岁的女孩，长着圆圆的娃娃脸，名字就叫豆蔻——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
影片以教会学校女学生孟书娟的讲述贯穿影片始终，而书娟的讲述，很多时候，是从一扇破碎的玫瑰花窗开始的。破碎的玫瑰花窗，被日本兵大步踩踏的红十字，都在暗示着：这是一个破碎的世界，是人间的地狱，是神无力眷顾的地方——战争，让人异化为兽，离神更远。
《活出生命的意义》一书作者维克多·弗兰克尔一家人都被投入奥斯维辛集中营，只有他和妹妹幸存。他不仅超越了这炼狱般的痛苦，更将自己的经验与学术结合，开创了意义治疗法，替人们找到绝处再生的意义，也留下了人性史上最富光彩的见证。如果说，他的代表作《活出生命的意义》是为了向人们昭示“活出意义”，那么，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便是为了诠释一个主题——死出意义。
因为在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活，事实上已经成为不可能。
怎样去死，便是《金陵十三钗》的主题。
为了永恒的爱和美去死，这便是《金陵十三钗》的回答。
《金陵十三钗》将人物推进“边缘情境”，展示各种各样的人，在临死之前的爱恨情仇，以及虽然无效无果但依然感天动地的挣扎。
潘知常在《哈姆雷特：“我的爱永没改变”》一文中讲到：
“边缘情境”是指人的一种特殊的存在状态。雅斯贝尔斯说，当人们突然面临生命的严重变故时，由于日常的对话关系的突然断裂，一切的一切随之崩塌，会突然洞察到生命的真相。这个时候，我们真正成了我们自己。
边缘情境中，人会剧变，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俗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国破家亡，必死无疑，便是横亘在片中人物面前的边缘情境。在人物进入边缘情境之前，人，一般处在本我、自我状态。秦淮河的妓女浪荡轻浮，即使不得不藏身地窖也仍然涂脂抹粉、不忘调情与吃醋；教会学校的女学生以嫉恶如仇般的决绝，与妓女们划清界限甚至拒绝与她们共用厕所；入殓师约翰不仅贪财嗜酒还好色，遇见美女便神魂颠倒，荷尔蒙水平剧增；陈乔治受神父所托保护女学生，他眼中就只有女学生的安危，教堂门既不想为秦淮河的女人们打开，也不想为战场上的伤兵打开……人的本我和自我如此强大，几乎支配着我们日常的一切言谈举止。
但是，大屠杀把这些人推入了边缘情境，于是，人的超我苏醒，变成了一个与平日不一样人——这就是孙绍振所说的，打出常规，才能把人物打回原形。
约翰是日本人不想惹的美国人，原本可以逃走，但是他留下来冒充神父，保护这些女人和孩子。虽然他真的是爱上了秦淮河女人中的头牌玉墨，但是，他决定留下来的原因，更主要是因为他被这些女人信任、被这些女学生依赖，被陈乔治苦苦哀求。他的勇气，不是来自于爱情，而是来自于超我神性的觉醒。他本是一个普通人，可是在这个死亡的边缘情境，他被迫变成一个神，担负起耶稣基督拯救世界的重任。能否担负得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去担负，不推卸，不逃避。弱者需要我，于是，我就变成了强者。当约翰拒绝朋友乘船逃走的好意之时，他就从冒充的神父，变成了真正的神父。
妓女，在信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中国文化传统里，是永远被轻视被厌弃被拒绝的，永远得不到主流社会的承认。因此，“婊子无情、戏子无义”便成为烟花柳巷的女人们求得生存的自保法则。但是，这些秦淮河女人们，却选择了为挽救女学生而慷慨赴死。她们的理由，一是女学生太小，她们应该有更好的生活——那样的生活是她们向往追求而不得的生活，那么，就让这些女孩子们替自己好好活；二是要做一件有情有义的事，要驳斥人们“婊子无情、戏子无义”的偏见，要颠覆“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历史形象。如果，没有这场战争，没有这场屠杀，她们的生活，仍然会是强颜欢笑、迎来送往、虚情假意、醉生梦死。边缘情境，让她们有了殉道者的悲壮。影片后部分，玉墨用带血的琵琶，弹奏《秦淮景》，其他女人一起哼唱，声音悠扬、清雅，但无比凄婉，带着一种无可避免的美的毁灭的悲哀。
“平生不修善果，只爱杀人放火。忽地顿开金枷，这里扯断玉锁。咦！钱塘江上潮信来，今日方知我是我。”这是鲁智深在坐化圆寂时的顿悟。我觉得，这也是这些秦淮河女人们决意赴死时的心态——今日方知我是我。今日方知我，并不是那无情无义的下贱人。
国军德械教导队余部十几个人，原本差一步就出城了，但是为了从日军手中救出了一批教会学校的女学生，李教官下令部队投入战斗，当然，也投入了死亡。明知袖手旁观更安全，但是，看见同胞的生命受到威胁，仍然选择出手，这是军人的责任使然。李教官当然必死无疑，但是，他的死，很从容，从容地谋划，从容地部署，把军人之死的价值发挥到了最大——杀更多敌人。应该说，李教官这个人物的边缘情境感并不明显——或者说，作为一个军人，战火纷飞之际，每一天，都走在生与死的边缘。
受神父所托保护女学生的陈乔治，自己也还是一个孩子，不过是一个男孩子而已。在这场死亡之约中，他选择女扮男装，和秦淮河的女人们一起去日军庆功会唱歌。他的选择是坚定的，从来没有动摇；他赴死的意志是决绝的，不考虑任何活命的可能。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子何以如此坚定？因为，他在践行自己在神父面前许下的诺言。用生命去兑现一个承诺，这就是陈乔治的边缘情境。
是啊，如果，我们必须活出生命的意义，才对得起唯有一次的生命，那么，如果我们必须死除此之外别无选择，我们是否可以死得更有尊严？
在大屠杀这样的边缘情境中，入殓师约翰活出了生命的意义，秦淮河女人们和李教官、陈乔治，死出了生命的意义——他们，守护了永恒的爱和美。
永恒的爱和美，真的值得人誓死捍卫。我们来看影片中几个小情节。
李教官，完美地演绎了英雄的铁血和柔情。他带领部队救下的这批女学生中，有一个在奔跑中丢了一只鞋子。他捡起来，揣在怀里，然后送回去。女学生们围坐在地上唱诗，他经过门边，静静地听，泪流成河。他从怀里掏出鞋子，用破烂脏污的袖子擦了擦，才轻轻放在地上。我觉得这一刻，是电影里神性显现的一刻。这只鞋子，这群唱诗的女孩，代表安宁，代表日常生活的美好——这正是战争中人们失去的，也是军人们殊死搏斗所希望挽回和守护的。
还是李教官，把在路上收留的浦生送到教堂安顿。浦生已经身负重伤，必死无疑，但是，他冒着巨大的危险，把他送到教堂，只是为了浦生最后能够待在一个温暖的地方。这，是对生命的大尊重、大悲悯。李教官当然知道，他救不过南京城的所有人，他甚至救不了他自己，可是，在路上碰到浦生这个孤儿，他仍然拼了命去保护，不放弃，尽力去给他安排生命尽头的一点温暖。有个故事说，沙滩上搁浅了很多小鱼，小男孩一条一条放回大海中，小男孩当然救不过来所有的小鱼，但是，被救的每一条，都在乎。这种非对特定生命而只是对生命的悲悯，正是人性最接近神性的地方。就像我们这次新冠疫情中的“应收尽收”原则一样，生命面前，人人平等。
豆蔻很喜欢浦生，因为浦生像他的亲弟弟。为了给这个弟弟弹奏一曲，为了给这个濒死的孩子最后一点美好的安慰，豆蔻决定冒险回翠喜楼拿琴弦——因为她的琵琶断了三根弦，弹不出好听的曲子。香兰与她同去，因为她想回去拿遗落在抽屉的耳坠。谁都知道，这是极其愚蠢而极度疯狂的想法。但是，豆蔻和香兰义无反顾。她们拿到了，香兰拂去镜子上的灰尘，立马戴上耳坠对镜自赏——这幅耳坠，应该是她所爱的男子赠送的吧。她们成功地躲避了日本兵，但是，豆蔻的琴弦掉了，她们两个做出了一个更愚蠢、更疯狂的决定——回去找。毫无疑问，她们两个遇见了日本兵，惨遭蹂躏和杀戮。豆蔻和香兰的行为，完全不合理性，但是，这种非功利非理性的疯狂，正是因为感情的无比热烈和执着。为了追寻那一点点的爱和美，颠覆理性，飞蛾扑火，义无反顾，这正是人性的伟大和高贵之处。
我在《南渡北归》一书里看到，西南联大时期，沈从文等这些大学教授生活可谓赤贫，可是，只要弄到一点好东西，他们仍然会用很精美的餐具很慎重地摆出来，细细享用。这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仪式感，一种对美的守护和坚持——这是希望，引领我们远离黑暗。
这部电影里，还有两个反派——用反派也许并不合适，但是我不知道叫什么更好，日本长官长谷川和孟书娟的汉奸父亲。我很高兴地看到，国产电影对反派的表现手法，脱离了类型化脸谱化的窠臼，脱离了道德评价的肤浅，而进入了深刻剖析人性的层面。
长谷川是一个有教养的人。他在教堂的风琴上，深情地弹奏了一曲日本童谣。那个时刻，他沉浸在思乡的惆怅和音乐的美好之中，很真诚，很动人——那些穷凶极恶的士兵，也在呀然而惊之后情不自禁地跟着哼唱。如果我们忽略背景，这一幕甚至可以说很感人。可是，很不幸，这不仅是战争，而且是屠杀。战争有自己的逻辑，胜利一方绝对控制战败一方，杀人放火抢劫强奸，为所欲为，人性之恶彻底释放，人性失守，局面失控，人间沦为地狱。那么，作为战争机器上的一根链条、一颗螺丝钉，长谷川个人的教养或者说人性，完全不值一提。影片中，约翰试图利用长谷川对家乡的思念，说服长谷川取消让女学生去庆功宴上唱歌的决定。约翰说，对一个有家国之思的人来说，让亡国奴为侵略者的占领歌功颂德，无疑是荒谬和残忍的。但是，长谷川不为所动的理由只有一个——我在执行命令。在战争中，每一个人都成为战争机器上的一根链条、一颗螺丝钉，个人的爱恨情仇或者政治倾向，完全忽略不计。那些屠杀平民的士兵，一定也曾经是一个家庭中的父亲、儿子或者丈夫，是社会中的医生、警察或者教师，可是，进入战争的逻辑之后，他们只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屠夫。
孟书娟的父亲，当了汉奸，可是这个汉奸，让我们无法恨起来。正如他对书娟说的，他虽然为日本人做事，但是绝不做坏事。他说：“我既不能救国家，也不能救人民，我只有救我自己。”这让我想起胡适引用易卜生的话说：“有时候我觉得这个世界就好像大海上翻了船，最要紧的是救出我自己……”当然，书娟的父亲，也不是救自己，他居留南京不走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女儿还在南京。他千方百计，忍垢偷生，只因为，他是一个父亲。他的逻辑，是一个父亲的逻辑，别无他求。他最终救出了他女儿，但是，没有救出自己。所以，约翰最后郑重其事地对书娟说：“你父亲是一个好人。”没有一个父亲，能够看着女儿去死而无所作为。
展示这两个人物的身不由己和情非得已，是我所认为的《金陵十三钗》的深刻之处。
那么，最后，我来回答潘知常的质疑：《金陵十三钗》的美学取向有没有问题？《金陵十三钗》和《羊脂球》的故事背景有什么不一样？
张艺谋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的，在片中，约翰和陈乔治把女学生的鞋子改大，以便秦淮河的女人们能够穿上。约翰无限悲怆地说：
“我们在干什么，乔治？这是干吗？上帝不是教我们，众生平等嘛。那女孩和女人，选谁？”
这就是张艺谋的犹豫和挣扎。
如果从众生平等的角度看，《金陵十三钗》的美学取向肯定有问题，女学生的生命，并不比妓女的生命更高贵，但是，《金陵十三钗》和《羊脂球》的边缘情境有本质的不同。
羊脂球面临的边缘情境是：要不要为了让同车的旅伴正常上路而委身于侵略者，委身于国家的敌人；秦淮河女人的边缘情境是：要不要为了更年轻的孩子，去赴死。
而《金陵十三钗》的困境是，必须有人去侵略者的庆功宴唱歌，也就是说，必须有人去被蹂躏、被杀戮，别无选择，不是女学生，便是秦淮河女人。
这种困境，正如莫泊桑在《羊脂球》中所说：
居民们躲在黑暗的屋子里，恐慌万状，仿佛遇到大洪水和毁灭性的大地震，纵然有再大的智慧、再大的力量也无可奈何。每当事物的既定秩序被推翻，安全不复存在，受人类法则和自然法则保护的一切任由凶残无情的暴力所左右的时候，人民就会有这样的感觉。……所有这一切都可谓令人恐怖的大灾大难。它们完全动摇了我们对永恒正义的信仰，也无法让我们如人们说教的那样去信赖上天的保佑和人类的理性。
人类在这种极度困境中，不可能活得像个人，不是下降为魔鬼，便是升华为天使。而张艺谋的美学取向，符合我们中国人一贯的思维方式：两弊相衡取其轻。
关于取舍的标准，张艺谋通过秦淮河女人之口给出的理由是：这些女学生，还只是孩子，她们更年轻，她们更有可能活得更好，她们是我国家的未来和希望。
取舍的标准，不是谁更肮脏或干净，而是谁更年轻更代表未来。这些秦淮河的女人，遭受了太多苦难，所以她们渴望幸福和美好，哪怕别人能替她们活出她们希望的样子，她们也愿意用生命为代价去赌——换言之，那十二个得救的女学生，背着如此沉重的生命馈赠，往后余生，能有一天不好好活么？能不负重前行，让一个人生，活出两个人生的精彩？
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之后，报名清理核废物的，都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核辐射可能在二三十年后使人罹患癌症，这些老人觉得，自己可能在这之前，就死于其他疾病或者意外。这些志愿者无疑是英雄，但是，是理性的英雄。
在战争的暴力中，秦淮河女人的取舍，或者说张艺谋的取舍，是没有理性的理性，是没有尊严的尊严。这种理性和尊严，来自于一种信念：个体生命虽然在无可抗拒的暴力中毁灭了，但是国家、民族、人类历史的长河，是川流不息的。
所以，看完《金陵十三钗》，比对《羊脂球》之后，我的结论是：张艺谋的美学取向，是没有问题的——比之《水浒传》的“造反有理”和《三国演义》的“以德杀人”，张艺谋的美学选择，已经有很大很大的进步了。
对于一部以大屠杀为主题的电影来说，把握尺度很重要，节制，是导演所必须具备的能力。否则，电影就会从审美走向审丑，走向暴力和杀戮的泛滥。
豆瓣上有些影评指出，既然故事的背景是大屠杀，为什么还要有这么多调情、化妆、换衣服等香艳的镜头，为什么还要安排玉墨和约翰的床戏？
这一场床戏，镜头很少，很节制，我看不到淫秽，只看到了美丽和悲怆。如果明天必须去死，那么，今晚，献身给一个仰慕的英雄，这是一个女人凄美的选择。这一刻，与其说是身体的结合，不如说是灵魂的交融；可是，这一刻，灵魂在靠近，身体却在诀别。这是一夕万年，没有半点欢愉和香艳，全是生命不可承受的悲痛。
这些女人们用被单裹胸的情节，很多特写镜头，节奏很缓慢，音乐很悲怆，使我想到余秋雨《行者无疆》里的一篇文章：《死前细妆》。
西班牙的阿汗拉布拉宫，是摩尔人在西班牙人包围的情况下，细细修建的。在无时不刻的死亡威胁中，摩尔人绝望而平静地精雕细琢了两百年。余秋雨说：
不在乎明日，不在乎观者，也不在乎评论，一切只给自己看，因此把最精微的心思也一丝不苟地投射其间。脸上没有泪痕，也没有笑容，既然毫无功利也就毫无情绪，只剩下最女性化的操作技术。
用这样的眼光去看影片中的相关画面，你还看得出香艳么？
张艺谋的节制表现在哪里？南京大屠杀的罪恶，可谓罄竹难书，可是，在整个影片中，即使是豆蔻被绑在椅子上惨遭蹂躏的情节，也完全没有直面的裸体和淋漓的鲜血，她的尸体，也只有头发滴血的特写。
这13个人最后的命运如何，电影没有表现。因为不需要表现，不需要再上演一场肉体和精神的屠戮，也没有必要再一次挑战观众的心理承受能力。这种节制，是电影的含蓄，也是导演的慈悲。
我曾多次到过南京，但是，一直没有勇气走进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我想，那些图片，那些雕塑，那些数字，都是一种沉重的压迫，一种尖锐的质问，一种长鸣的警钟，让幸存，让活着，变成一种幸福，更变成一种责任。
导演张艺谋和作者严歌苓，是主动扛起这份责任的人。他们用艺术，提醒我们，要勿忘国耻，更要珍爱和平。
潘知常之所以认为《金陵十三钗》没有成功，大概是因为没有得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也就是没有达到世界公认的艺术水准吧。关于美学取向这件事，我们的确要努力向世界靠近，去芜存菁，但也要警惕完全融入，迷失自我；但关于奥斯卡奖这回事，我觉得，我们可以继续努力，但不必孜孜以求。
《金陵十三钗》当然也有缺点，但毕竟，瑕不掩瑜。
国产史诗级战争片，我同意这个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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