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初出茅庐
一九八O年金秋，我从黄石财校财政金融专业毕业。满怀着对人生事业的憧憬，我拿着毕业分配报到通知书，踏入中国人民银行黄石市分行。
在黄石财校的两年，我学习刻苦，成绩优秀，德、智、体均衡发展，毕业前被学校授予“三好学生标兵”称号。这些表现和荣誉被学校装进了我的档案袋，并随我一起送至黄石人行。
当时是计划经济时代，人民银行的性质是双重性的，既是国家机关，又是金融企业，既履行国家中央银行职责，又承担对工商企业资金存、放、汇及城乡居民现金储蓄任务。
我进行的时候，恰逢黄石人行信贷机构创新调整，即组建分行信贷部，将全行各办事处的工商信贷业务全部集中（信贷员也集中），由分行信贷部统一办理全市工商企业的贷款业务。记得我们那届从黄石财校分配到黄石人行的有23人。对刚入行的大、中专毕业生，人事部门一般都将之安排到基层办事处、储蓄所从事出、会、储等临柜工作。一方面信贷业务集中的需要，一方面我的档案资料比较“漂亮”，我到黄石人行一报到，便被安排到新成立的分行信贷部纺织股当了一名信贷员（因此在40年银行职业生涯中，我与银行柜台无缘，略憾）。
我师傅，也是我的股长李兆新，是一位立场坚定，作风正派的老党员、“老信贷”，是全行乃至全市企业界有名的“不好说话”和“不爱说好话”的人，他也因此吃了不少“亏”。他大儿子是恢复高考后首届黄石师范大学毕业生。他儿子毕业前夕，有人建议他去找人疏通一下关系，让儿子能分配到一所好的学校任教，甚至有人愿意帮他疏通，而他一概拒绝，说“儿子是国家培养的人才，国家哪里需要哪里搬。”后来他儿子被分配到距黄石市百多里之外的阳新县一所山区中学任教。别人嘲笑他说：“老李，你可真行，别人家的农村伢都留在城里，你却把从小在城里长大的儿子送到山沟里带孩子。佩服，佩服！”他说：“我知道你们是笑我没本事，可我不需要那本事。我儿子到山沟‘带孩子’怎么了，难道山沟里的孩子就不需要大学生带吗？”说得那些嘲笑他的人面红语塞。
拜师的第一天，师傅就郑重其事地对我说：“小王，当一名信贷员，是银行多数人梦寐以求的事。你这么年轻就从事信贷工作，这对你来说既幸运，也是考验。因为作为一名合格的信贷员，其要求是很高的，因为信贷员直接管理着银行贷款，也就是国家通过信贷渠道分配给企业的资金。企业的资金有固定、流动和专项等资金，这些资金要专款专用，要用出效益，这就要求信贷员要勤下企业检查、分析资金使用情况，发现问题及时指出，提出改进意见。特别是有的企业在资金使用中因计划不周或基建项目扩张不当，造成不同资金相互挪用，对这种情况要严格制止，并予适当处罚。”停了一会儿，又说：“信贷员手中有点权力，企业里的熟人多，因此有好多人找信贷员‘开后门’买东西。对这种事你可要坚决抵制啊！总之一句话，一个合格的信贷员是又红又专的！”
师傅的“入门课”对我的内心触动很大，初当信贷员的喜悦一下子淡了不少，而肩上的压力一下子重了很多。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努力当一名合格的信贷员。
从此，我一方面利用业余时间认真学习《银行工商信贷管理学》、《企业流动资金分析》、《财务管理学》等信贷业务基础理论知识，并大量阅读那些老信贷员撰写的企业资金运用分析报告，一方面跟着师傅深入企业查账本，进原材料仓库看原材料库存，进生产车间看半成品库存，进成品仓库看成品库存。从而仔细分析和准确评价企业资金运用和生产经营情况。我的业务素质逐步提高。
跟随师傅见习半年后，师傅安排我主管五家纺织企业贷款管理工作，即黄石纱布站、黄石床单厂、黄石纱厂、黄石色织布厂和黄石丝绸厂。我学着师傅的样子，每天踩着自行车往这些厂里钻。
计划经济时代，银行对企业的贷款是按计划发放的。年初，企业根据上级下达的生产计划，计算企业季度和年度的资金需求量，除去自有资金（财政资金）后，向银行上报贷款计划。银行核实后，一般按贷款计划分季度向企业发放贷款。一九八一年四月的一天，黄石床单厂（美尔雅服饰公司前身）财务科刘科长电话请我到该厂去一趟。刘科长是一位干练、泼辣的“半老徐娘”。到后，她对我说：“小王，我们厂近期的床单是发往云南的，因火车受阻不能及时发货，积压了不少，所以近期流动资金有点紧张。请你先跟李股长说说，把三季度的贷款提前贷给我们，救救急。”我向师傅报告后，他说：“你去查查清楚再说。”
我按师傅的要求，深入床单厂检查、分析了该厂财务总账、明细账、科目账和原材料、辅助材料、半成品、产品进出账，都没发现问题，最后深入各仓库检查实物数量。当时企业原材料等各类实物都是有核定的储备量的，既不能多，以免资金多占用，又不能少，以免影响正常生产。在仓库检查实物时，我发现该厂原材料和辅助材料的实际储备远小于核定的储备定额。该厂的储备资金严重“账实不符”，流动资金有被挪用的嫌疑。我对刘科长说：“刘科长，你们厂近期流动资金紧缺的原因不是你说的那样，应该是被挪用别处了。如果是这样，不但不能给你们提前发放三季度的贷款，你们反而要立即整改，归还被挪用的资金。否则要挨罚的。”刘科长说：“小王，没想到你年纪轻轻还这么过细。你说对了。因我们厂的一个基建项目临时扩大了投资范围，事先未同建行沟通好，所以建行的拨款要晚半年才能到账。为不影响工程进度，我们只好把生产资金先垫垫。你就不要把这些情况告诉李股长，按我的意思给李股长说说情，帮帮我们厂的忙吧！”我说：“刘科长，这恐怕做不到。你还是设法整改吧！”并半开玩笑地说：“你可是‘老财务’哦，可不能引导我这个‘小年轻’走歪路呀！”
刘科长可能被全行信贷业务集中前的开户行“娇”惯了，坚持不按要求整改，并找人到我们纺织股说情，而我和师傅不为所动。按照师傅要求，我作为管户信贷员，向床单厂的银行账户会计员下达指令：冻结床单厂资金结算账户，直至挪用流动资金问题彻底整改止。床单厂无奈设法整改了问题。
事后，刘科长半开玩笑，并半表扬、半批评地对我说：“小王，你怎么成了个‘小老李’啊！”我哑然。
我不仅努力提高信贷工作的实践能力，也努力提高信贷工作的综合能力。对五家分管的贷款企业，我每月分别撰写一篇流动资金运用分析报告。为写好这些报告，我总是深入这些企业财务部门查数据，深入库房查实物，进入车间了解“活情况”，以期这些报告能够深入分析银行贷款和企业生产资金的使用效果及存在的问题，形成合理的指导意见和建议。长期的坚持，我撰写的资金分析报告质量越来越高，师傅和信贷部的领导经常表扬我，相关企业将分析报告印发给其领导，作为指导生产经营管理的参考件。
师傅作为一名刚正不阿的“老党员”，他的清风正气也强烈地感染我。一九八二年冬的一天，我老家大冶罗桥乡的一家村办织布厂找到我，要我帮他们找“关系”购买一点棉纱，来人恰是我的嫡亲姑父，是村织布厂的副厂长。他说：“能才，村织布厂所用的棉纱都是靠平时东寻西凑维持的，眼下年底了，一些老关系户都挤不出绵纱来，村织布厂眼看就要歇息了。听说你在银行是管纺织的，看在老家和姑父的面上，你帮村织布厂搞点绵纱吧！”我说：“姑父，绵纱是计划内物资，企业一般是不能擅自外卖的，但对少量不适用的也可经批准自行处置。你不要急，我先问问领导试试看！”
我将此事分别向师傅和信贷部领导作了汇报，并提出了设法支持的想法，得到的回答是“只要符合规定，对乡村企业可以支持一下。”恰好黄石纱布站此时有几吨粗支绵纱不适用，正准备报批处理。姑父的村织布厂终于靠这几吨绵纱度过了年关。
春节前，姑父和他织布厂的一位财务人员找到我的宿舍。但他们这次没说买绵纱，而是塞给我20元钱，说是给我帮他们买绵纱的“感谢费”。我坚持不收，而姑父他们扔下钱走了。我只好把钱上交给了信贷部党支部，并说明了事情的原委。
作为一名入职不久的年轻信贷员，我的表现得到了师傅和信贷部党支部的充分认可。一九八二年七月一日，师傅动员我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一九八三年二月，人民银行组建的湖北省金融职工大学（湖北经济学院前身）招生，信贷部党支部经研究，决定把部里唯一的考试指标给了我，并予我三个月的脱产复习时间。
我对组织给予我的这次“金融高考”机会格外珍惜。我带着同室“师妹”小朱送我的一整套高考复习资料，躲到一个任何人也找不到的地方，认真复习备考。我的复习极富成效。五月份，我同黄石人行其他20余名考生到武汉蛇山脚下湖北金融专科学校考场应试，结果我四门课总分分，在千余名考生中位列前十，在黄石考生中位居第一，并成为黄石人行唯一被录取的考生。
考取职大的成功，似乎也让我失去了什么。考试结束回行上班时，“师妹”小朱说：“小王，你身体好像瘦了一圈，看来你这‘独占鳌头’确实不易啊！”而这还不是主要的。一九八二年我认识了“初恋”，一位肤白、眼大的漂亮姑娘，那种青年男、女初次牵手的“触电”感觉，我是在她手上体会到的。那时没有手机等现代化通讯工具，我为备考躲在无人知晓处“面壁”三个月，从不见她，她以为我把她“甩”了。她在别人的规劝下找了新的男友。考试结束我找到她时，她流着眼泪说：“小王，对不起，我现在被别人‘吃定’了！”
我有些失落，但接到录取通知书的巨大喜悦一下子冲消了心中的不快！
二、重返课堂
一九八三年九月一日，我带着录取通知书，怀揣着人生梦想，来到了武汉蛇山北麓湖北省金融职工大学。
那是个“文凭酷热”、而文凭完全由知识绘就的年代。我们那一届是湖北省金融职大的第二届，招两个班人，都学城市金融专业，学制三年，计26门课程，任课老师大多是从武大、华工、湖北财院等名校抽、调、借来的讲师、教授，有的甚至是知名教授。可以想象，作为一个有志银行事业的年轻人，能够拥有三年时间在经济、金融知识的海洋里遨游，该是多么幸运啊！
在省金融职大三年学习期间，我继续以“金融高考”前那种“拼搏备考”的精神，如饥似渴地认真读书，汲取知识。
我的学习笔记本曾被任课老师推荐到学校图书馆展览；我的一篇作文被毕业于北师大，从武大中文系调来的雷先知教授作为范文，在课堂上整整讲析一节课；在学习《西方经济学》时，专攻西方经济学的老教授丁良诚组织全年级人举行学习心得研讨会，我脱稿一小时演讲了《自由竞争下企业的市场竞争策略》文稿，会后丁教授对我说：“王能才，你那个演讲的稿子有的专业人士都写不出来。”他把我这篇稿子推荐到校刊发表了。
我读书的认真精神确实是超乎常人的。只要不下雨，每晚十点学生宿舍熄灯后，我都要到学生宿舍旁路灯下看书，不到转点不休息。有次期末考试前，我晚上十点后仍在路灯下背英语单词，因伦敦的单词“London”连续读了几遍，被没睡着的宿舍同学听见，从此同学们给我取了个外号“伦敦”，直到若干年后，有的老同学见了我仍笑着叫我“伦敦”。
还有一次，也是一次期中或期末考试前，一个礼拜天的下午，我到学校对面蛇山林荫下复习功课。快吃晚饭的时候，我边看书边下山返校。从蛇山返校是要横过京汉铁路的。京汉铁路是双向轨道，火车南来北往频繁。我捧着书横过铁路时，忘记了火车往来的危险，竟捧看书站在铁路中间不动。这时一列北来的火车正急速向我飞来，一位在铁路边不远处玩耍的少年连声向我大声喊叫：“哎，火车来了，火车来了，快走开呀！”我心里顿时一惊，即刻跳出铁路，而火车也在一刹那从我身边呼啸而过。我怀着感激的心情欲去感谢那少年，并打算记住他的名字，但那少年瞪了我一眼，骂了一声“苕货！”于是我作罢，因为大冶人是听不得被别人骂作“苕”的（但对这位少年的恩情我会记一辈子）。
在我那届省职大毕业生中，我的学习成绩在全年级是绝对第一名！26门课有25门考试成绩90分以上，其中半数95以上，语文、政治经济学、哲学满分，甚至有三篇作文得了满分。同学们用武汉市的口音叫我的名字“能才”为“人才”。
那时大、中专院校开始有意在学生中发展党员，但学生入党的要求很高。校党委见我学习如此认真，成绩确实好，而且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类文体活动，便把我列为入党积极分子进行重点培养。一九八五年十月，校党委决定发展我为中共预备党员。在入党宣誓的头一天，校党委书记刘林同志同10位一同入党的老师和学生谈话，他要求每人谈谈入党动机。轮到我发言时，我说：“我们党有着辉煌的历史，是一个先进的组织，有着铁一般的意志和纪律。她既为人民大众谋利益，同时培养和造就大量人才，帮助和引导追求进步的人实现人生理想。所以我真诚热爱我们的党，愿意在党的直接教育和指引下，在党纪党规的约束下，能够为党挑更重的担子，多作贡献，从而实现人生梦想。”在座的谈话者和被谈话者对我的发言都给予热烈的掌声。刘林同志对我说：“希望你今后言践于行。”
一九八六年七月，我从湖北省金融职大毕业，回到了新的、专司中央银行职责的中国人民银行黄石市分行。人事科长看到我的大专毕业证和党员党费证，竖起大拇指说：“小王，职大三年，你既拿到了‘文凭’，又得到了‘党票’，成了‘又红又专’的人材，真是不错呀！”
在感谢人事科长鼓励的同时，我心里又有一丝失落。在职大读书期间，我又有过一段值得回忆的恋情。一九八四年暑假期间，我到我当医生的二姐家玩，一位刚从卫校毕业，住我二姐对面的年轻护士对我“一见钟情”，说我“气质好，像个读书人，是她喜欢的那种”。这位姑娘大胆，也敢为。她得知我没有女朋友，便叫自己的姐姐找我二姐说这件事，经过双方姐姐牵线搭桥，我和这位姑娘成了恋人。俗话说：“女追男，隔层纸”。加上那位姑娘正豆蔻年华，青春四溢，特别是她有一对长及小腿的粗黑辫子，和一块嵌在白晰脸盘上像“羊脂美玉”般的黑色胎记，着实迷人。在那炎热的三伏天，我们的恋情也升温较快，说了很多诸如“海枯石烂心不变，情断义绝身宁死”的“山盟海誓”。暑假结束返校后，我们鸿雁传书，互诉恋肠了几个月。但有一次她来信说受了我二姐的委屈，很伤心，想见我，要我回家。我一方面酷爱学习，想早日入党，另一方面坚信那些“山盟海誓”，加之那时武汉、黄石往返至少得三天，不便请假。我于是没有回家见她，只在信中给她说了一些“大道理”。到寒假回家时，她对我热情不再，暑假回家见她时，我们好像成了“陌路”。我毕业回黄石时，两人似有续缘机会，但“孔雀东南飞，怀旧欲徘徊。回望原栖处，人是物已非”了。
我在心里有些自嘲，为了念好金融职大，竟让我与两位“靓女”却缘。但想到“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警句，我觉得那种“昙花一现”的所谓爱情不那么重要了。
三、笔书锦绣
回黄石人行后，我被安排在办公室，从事秘书工作。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大潮正起，各行各业体制机制改革的举措如雨后春笋。黄石人行作为中央银行的分支机构，总结和宣传地方贯彻落实党和国家金融改革路线、方针、政策的经验和做法，是其重点工作之一。在行党委和分管领导的指导下，我白天到行内各科室咨询，到各专业银行采访，晚上在灯下奋笔疾书，撰写各类新闻报导稿和专题经验总结材料。有一次为了完成一项省人行下达的关于专业银行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专题材料撰写任务，我竟停止自己正忙的婚礼筹办事务，将铺盖搬到办公室，日以继夜地专注材料撰写工作。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省人行要求各地、市、州分行上报一份关于专业银行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专题材料，并限定一周内完成。
面对如此紧迫、重大的材料撰写任务，行里的其他“笔杆子”似有点胆怯。行领导知道我此刻正忙于婚事，同时也担心我不敢承担此任，但还是以征求意见的方式想要我主持撰写这篇材料。行党委副书记、副行长李佐良同志找到我说：“小王，昨晚省分行发来传真通知，要求我行七天之内上报一篇关于黄石工农中建四大专业银行实行企业化管理情况的专题材料，行党委考虑由你主笔撰写，不知你能否完成这项任务，而且我们也知道你最近忙于婚事？”我说：“李行长，既然行党委信任我，我就是使出吃奶的劲，也要设法完成这项任务。我是党员，不能因个人的事误了行里的大事。婚事就暂时交给我未婚妻一人筹办吧！”李行长是老“笔杆子”出身，他问我：“你打算怎样完成这项任务？”我说：“花两天深入专业银行收集一手材料，花三天拟提纲和撰写，花一天修改誊写。我把铺盖搬到办公室，写累了睡，睡醒了写，保证完成任务！”李行长高兴地夸奖了我。
我未婚妻张传珍端庄、贤淑而不失大气，受党员父母的影响，亦具奉献精神。那时距婚期仅半个月，但她坚决支持我的工作，叫我放心去写材料，而独自一人承担了结婚家具抢制、新房粉刷、婚宴预订、婚帖派送、糖酒采购等等诸般婚务。
而我真的把铺盖搬到了办公室，在办公室打地铺，日以继夜地深入专业银行调研，在办公室写作，吃、住、睡都在办公室。经过五个日夜的努力，一份一万二千余字，用隽秀的行楷字誊写的题为《关于黄石市专业银行实行企业化管理情况的报告》摆到了行领导的桌前，行领导无不赞赏，既赞赏我的写作能力，更赞赏我无私奉献的工作精神。
这篇材料随后稍加修改后被《黄石城市金融》和《银行与企业》杂志全文和部分发表。
我在黄石人行从事秘书工作时期，正是专业技术人员职称改革如火如荼的时期。各行各业的专业技术人员都想评上同自身的学历、资历相应的职称。但评职称要撰写个人职称报告。当时黄石人行有大几十号人，有年纪大的，也有年轻人，但这些人多数文字功夫欠佳。为此我主动帮助这些人修改、完善职称报告，职称报告凡经我修改、完善过的，报上去后一律通过评审，无论是初、中级，或是高级职称。由部队副团长转业到黄石人行担任发行库主任的老秦同志，因文化水平低，且工作岗位特别，为写不出职称报告发愁。一天，他怀着忐忑的心情向我请教，如何写自己的职称报告。沟通中他说的一件事让我有了灵感。他说有一次到省分行参加发行工作会议，会上他谈了一个“当前现金发行量大，国家仍实行‘十八元八角八分’的币值制不合时宜，因现金张数太多，金库出纳员手工点钞点不过来，现在应发行大面额纸币”的观点。我对老秦同志说：“秦主任，您蛮有见解。您这个关于‘币值面额’的想法可能要成为现实。您草拟个初稿，我帮您整理。”经过老秦同志和我的共同努力，他终于写成了职称报告，并获评经济师职称。而在他获评经济师不久，人民银行即发行了50元面额的纸币，印证了其观点。老秦同志乐得在行里到处说我是个真“秀才”，从此黄石人行男女老少似乎忘记了我“能才”的名字，都叫我“秀才”。
在一九八六年七月至一九八九年九月的三年间，我在中央、省、市三级党报和电台、电视台发表反映金融改革和服务的新闻稿余篇；撰写各类银行改革和工作经验总结专题材料50余篇，其中大多数被编入省分行和总行专题文集；在《金融研究》、《银行与企业》、《国际金融研究》等刊物发表专业论文20余篇。成为黄石金融系统公认的最硬的“笔杆子”之一。
这三年，我年年被评为黄石人行优秀党员、先进工作者，并于一九八七年秋代表行党组织参加全市党史知识竞赛，荣获个人一等奖。
一九八七年，交通银行在改革大潮中浴火重生。一九八九年七月，交通银行武汉分行决定在黄石设立省内首家分支机构，同时确定由黄石人行主持交通银行黄石分行的筹建工作。
黄石人行党委迅速按武汉交行和黄石市财办的要求，拟定了黄石人行参与黄石交行筹备组的初步人选，这其中就有我，而且我是黄石人行副行长，黄石交行筹备组长陈干全同志“钦点”的，说是即将诞生的黄石交行需要一个“好办公室主任”。
一九八九年的金秋，我确实有些“得意”。我组建了幸福的小家庭，妻子全力支持我的工作；我是全行为数不多的既是大学生，又是党员的年轻人之一；由于综合能力出众，被公认为“秀才”。最重要的是行党委对我关怀备至，全行干群对我信任有加。被初步拟定为黄石交行筹备组成员后，我听到了来自领导和同事的不同建议和劝告。即将接任黄石人行党委书记、行长的谢丽楠同志对我颇看重。她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说：“我们行里有几位能写的，有的写东西质量尚可，但速度慢；有的写得快，但质量一般。只有王能才写东西又快又好。”虽然行党委已初步拟定我参加交行筹备组，但她确实舍不得我离开人行。她专门找到我说：“小王，人民银行是组织、指导和监督金融部门落实央行政策的机构，是银行的银行，具体工作具有综合性特点。在人民银行工作，你的专长可以得到更好的发挥，个人事业也可取得更大的进步。”并拍着胸脯说：“小王，我会建议行党委把你作为重点苗子培养，保证你在行党委的教育下实现人生目标！”不少同事劝我说：“王能才，人行是机关，工作压力小，干活轻松，福利又好，到交行去是要吃苦的，你何必去呢！”而我的分管领导李佐良副行长跟我说：“小王，你离开人行，我将失去一个得力干将。但作为年轻人，我建议你到交行去闯一闯。一个人只有经风雨、见世面才能成材，温室里是培养不出栋梁的！”
是选择留人行或去交行，我颇感踌躇。此时“钦点”我参加交行筹备组的黄石人行副行长、筹备组长陈干全同志专门找到我，说：“小王，不要犹豫了，加入交行吧！首先你是党员，你参加交行筹备组虽是拟定，但也是行党委拟定的，你要服从组织决定；其次是，也是最重要的，国务院决定重新组建交通银行，是为了推进国家银行体制改革。交通银行不是专事单一领域银行业务的专业银行，而是业务发展多门类、机构设置跨区域、自身性质股份制的综合性商业银行，交通银行体制机构的优势是明显的。但改革需要人才，需要人勇挑重担。把你拟定为黄石交行筹备组成员，不但是行党委对你的信任，也是武汉分行和黄石市财办对你的认可。黄石交行成立后，你就是首任办公室主任。你可要珍惜这个发展机会啊！”听了陈干全同志的话，我豁然开朗，于是在心里大喊：交通银行，我来了！
四、交行再启
在交通银行总行和武汉分行有关部门和领导的悉心指导下，经过筹备组紧张而精心的筹备，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交通银行总行下发了《关于同意设立交通银行黄石分行的批复》。一九九0年一月八日，交通银行黄石分行正式对外试营业。一家完全不同于工、农、中、建四大专业银行的股分制、区域性和综合代新型商业银行，在新兴城市黄石市正式诞生！
在总行同意设立黄石交行批复下发的同时，经武汉分行审核，黄石交行党委任命我为黄石交行办公室主任。在任职谈话时，行党委书记、行长陈干全同志对我说：“能才，办公室这个部门和办公室主任这个角色，非常重要。办公室是全行各项工作运转的协调中心，办公室主任是‘兵头将尾’，其某些作用甚至分行领导都无可替代。我们行刚刚成立，人员来自五湖四海、各行各业，工作经历不同，素质参差不一，你既要着力发挥好办公室对全行工作的组织、协调和监督作用，又要努力发挥办公室主任作为行领导参谋助手的独特作用，协助行党委尽快把全行工作秩序理顺，做一个各方都信任的‘内当家’。”我说：“陈行长，您放心！我一定牢记职责，奋力工作，不辱使命，当好行领导、各部门和全行员工的服务员，为黄石交行的改革发展作贡献！”
办公室主任在任何单位都是一号骨干，在中层干部中序号是“”，但要演好“”的角色是不容易的，它的重要职能实际上都是寓于对“上、下、左、右”的服务之中，工作做得好不易觉察，反之则易惹“众怒”。“问声叫声责怪声声声入耳，急事烦事疑难事事事缠身”，是办公室主任工作的真实写照。
初任黄石交行办公室主任时，我参加工作的首站老人行信贷部党支部书记罗祖寿和师傅李兆新已从新设的工行退休。他们二人对我人生的影响颇大，我对他们一直心存感恩，工作有成绩向他们“报喜”，并请教如何继续“有喜”。罗祖寿同志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就担任过黄石人行办公室主任。他指导我说：“作为办公室主任，要举轻若重，要能伸能屈，能文能武，能上能下，当‘不管部’部长，好多事情要事必躬亲，只有这样才能把办公室工作做好！”李兆新同志指导我说：“小王，你不要怕担子重。你只要切实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大公无私，一身正气，不怕吃亏，而且作为年轻人，始终谦虚一点，工作中任何困难都能克服！”两位老党员、老前辈的话对我启发很大。
初生的黄石交行，始不为人所悉，黄石好多人认为交通银行是黄石交通部门开办的银行，这给黄石交行的发展造成了一定困难。因此大力宣传交行，让企业和储户熟悉、了解交行的历史和特色，是当务之急，而作为办公室对此项工作责无旁贷。我组织办公室以交通银行历史沿革和重新组建后股份制、综合化、区域性特色及“三个一流”办行宗旨为主要内容，设计编制精美的宣传折页，通过各种渠道在黄石地区广泛散发；我创作快板书《交通银行全能行》，组织青年员工排练后，每逢节、假日到闹市区演出；我大量结交报社、电台、电视台记者、编辑朋友，请他们优先播发黄石交行的新闻稿。开业初年，交行通过黄石“三大媒体”平均每周播发新闻报导两篇以上，其中在《黄石日报》头版头条刊发四篇，标题分别是《黄石交行全方位贷款支持工农外贸和私营企业发展》、《强化激励，激发活力，黄石交行内部考核机制独具特色》、《延伸触角，强化辐射，黄石交行金融服务覆盖鄂东南》和《发扬武训精神，黄石交行全员上门揽储显成效》，并都配发了《编者按》。这一系列宣传举措，使黄石交行的影响力极大提高，在黄石地区很快地实现了家喻户晓。
在黄石交行成立初期的五个部门“一把手”中，我虽是“”，但最年轻。为此我始终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始终把自己当作交行普通一兵。当时为缓解员工家庭煤气使用困难，行里经交行岳阳分行联系，定期派车到岳阳石化运回煤气分发员工家庭使用。一次我和一名20来岁的小伙子随车到岳阳运50多罐煤气。煤气罐上车时，几位“篇担”抢着要为我们把煤气罐搬上车，但搬运费开价元，且一厘不差。我笑着对几位“篇担”说：“给你们20元钱买两包烟抽，你们把篇担借我用一下，我自己挑。”几位“篇担”见我干净、文静的样子，半信半疑地说：“可以。但你行吗？”我立即通过架起的“独木桥”，挑着煤气罐往车上运。随我同去的那位小年轻被我感动，也吃力地帮我运。50多罐煤气终被我挑运上车。那几位“篇担”对我竖起了大拇指。回行后，50多罐煤气全部被我一人扛进了员工的家里。
作为办公室主任，行党委赋予了我应有职责，但把行里一项特别重大的权力，即费用开支审批“一支笔”的权力也交给了我。我当办公室主任的四年间，黄石交行的所有费用开支，小至一元以下，大至百万以上，只要我在发票上签下“请报销”三字，全部作数。行党委为何把这么大的权力交给我，我到现在也未弄明白。但对此权力我是敬畏的，是公正履行的。当时行里有一项员工福利政策，就是独医院开具的医药发票可以按一定比例报销。那时行里的员工比较年轻，独生子女多，所以我经常签批报销这类发票。有一位患慢性病的女员工，她女儿经常得病，几乎每周都送发票我签字，而且每次金额不小，我也不好多问。当时一些药店给买药者开出的发票在格式、医院开具的发票几乎一模一样。时间长了，我对这位女员工送来的发票进行仔细审核，结果发现了破绽。原来这位女员工的发票大都是自行到药店买药，由药店开具的，按规定这类发票是不能报销的。我一方面对这位女员工送来的类似发票拒绝签字，一方面对已报销的发票翻出来复检，并到相关药店调查，结果发现这位女员工过去已报销的发票多半不符合规定，有些还是她自己治病买药的发票，累计金额近万元。我要求这名员工全额退款，并在作自我批评的同时请行党委处分她。这名员工自恃公公是市领导，便一边到我家哭闹，一边找关系到行里说情，找我说好话，但我不为所动。这名员工无奈退回了全部误报款项，并受到全行通报处分。
担任黄石交行办公室主任期间，我围绕行党委赋予的职责，带领办公室干部员工为全行上下积极稳妥地处理了很多“急事、烦事、疑难事”，得到广泛认可。但其中一九九三年十一月赴北京，找人民银行总行戴相龙行长解难题一事，恐怕终生难忘。
交通银行初期在各地设立分、支机构，地方财政部门出资0万元资本金是人总行设定的必要条件。黄石交行筹建时，因地方财政困难，一下子拿不出0万元现金资本金，经层层做工作，人总行同意黄石财政部门拿出部分国债充抵，但黄石交行成立后只能试营业，只有0万元现金资本金足额到位后才能正式营业。交通银行凡试营业的分、支机构，不能设立基层网点，不能开办除存、放、汇等传统业务以外的任何新兴业务。黄石交行因为试营业，虽然成立了几年，但因地方财政资本金不能到位，故没有基层营业网点，服务半径狭窄；对方兴未艾的证券、外汇和代理等新兴业务不能涉足，故服务手段“跛腿”，因而极大地影响了业务的发展。地方政府、人行和我行有关领导曾多次进京找人总行做工作（每次我都随同前往），但问题终得不到解决。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的一天，主持黄石交行工作的陈秀英副行长（陈干全行长因病休息）跟我说：“王主任，到北京找人总行解决我行正式营业问题，每次你都去了，你对情况比较熟，而且这事也是你们办公室份内事。你能否单独到北京再找人总行做做工作？”我说：“可以。”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我独自一人从武汉乘飞机到了北京，目的是找人总行陈情，请其同意我行正式营业。我先找到交行总行驻京办办公室靳主任商量对策。靳主任说：“王主任，戴相龙行长的夫人柯用珍同志是太保公司驻京办主任，与我们同一幢楼办公，就在我办公室楼上，我同她很熟。我带你去找找她，请她帮我们做做工作，行不？”我说：“非常好！”并谈了我的具体想法。我说：“靳主任，一九九一年十一月，戴相龙同志仍在交行总行当行长时，到武汉参加武汉分行办公大楼乔迁典礼，我趁机和他单独合过影。我现在给他写一封信，把情况和请求事项说明，请他夫人转交他如何？”靳主任说：“这个主意不错！”
于是我在黄石驻京办连夜给戴相龙同志写了一封信：
尊敬的戴行长：
您好!
我是交通银行黄石分行办公室主任小王，年11月18日，交通银行武汉分行办公大楼乔迁时，我有幸和您合过影。
我此次来京，肩负重大使命，即向人总行反映困难，恳请人总行批准我行正式营业。我行于年元月试营业，至今已近四年。因试营业期间不能增设网点，不能开办新业务，我行业务发展和经营管理受到严重制约，目前存款余额不足万元，贷款规模仅万元，交通银行“三个一流”的服务宗旨难以展现，股份制银行体制机制优势难以发挥，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蓝图难以实现。我行0万元财政资本金虽不是完全现金，但现金已占70%，其他也是两年内陆续到期的国债，试营业近四年获准正式营业应合情理。您是交通银行重新组建的主要拓荒者之一，堪称新交通银行之父。您虽调离交通银行，但始终情系交通银行，对交通银行的改革和发展一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