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僧一道：人生的“渺茫”
田崇雪
引言：梦醒无路
开辟鸿蒙，谁为情种？
女娲补天，有用无用？
天地玄黄，故乡异乡？
宇宙洪晃，何去何从？
人生如梦，谁来唤醒？
大梦先觉，觉又如何？
……
“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
伟大的灵魂总是息息相通，鲁迅先生此一句感慨高度凝练概括提纯了《红楼梦》的深刻主题。
《红楼梦》的伟大在于不仅为后世创造出一个丰富复杂栩栩如生的艺术世界，更在于面对这样一个世界所表现出的整体意识、终极之问和存在之思。
《红楼梦》的卓越在于没有像其他小说那样在作品中由作者自己站出来抒发一些迂腐之感和浅薄之论，而是虚构出这么一对“非典型”方外之人代己立言，承担起终极之问和存在之思。
你说的是一僧一道！对，就是一僧一道。
看过《红楼梦》的朋友任谁都不会忘记那两位神神秘秘唠唠叨叨若隐若现亦仙亦凡，一如经典曲目的背景音乐，又似一只看不见的手，推动着作品起承转合的人物——一僧一道，书中名为“茫茫大士”和“渺渺真人”。作者实在是命名的高手，“茫茫”、“渺渺”，真的就像作为主旋律的“背景音乐”，时有时无，时高时低，时急管繁弦，时无声胜有声，自始至终，将实、名、事、理高度和谐统一。我以为，这应该是作者关乎人生和世界最集中、最庞大、最根本的困惑，我称之为是“人生的渺茫”。“渺渺”与“茫茫”，的确是一个关乎存在的最为整体性、普遍性、规律性和根本性的问题，一个关乎人生哲学的终极问题。
纵览中国文学史，像《红楼梦》的作者这样拥有整体意识、终极之问、存在之思的作家或者诗人还是比较鲜见的。先秦有个屈原，问天问地，执着探寻；中古有几个名士和一本诗集《古诗十九首》，忧心烈烈，五内汤沸；在唐有陈子昂、张若虚，天地悠悠，人生宇宙；在宋有苏轼，雪泥鸿爪，月白风清；在清则有个曹雪芹，大荒无稽，渺茫人生。
《红楼梦》当然是叙事的，抒情的，诗意盎然的，追求传统情节的，但更是哲理的，普遍的，元气淋漓的，勘探现代存在的。其借助于一僧一道提出了很多迄今为止都不算过时的哲学命题：譬如关于命运与因果，关于规律与必然，关于无常与偶然，关于真假与异化，关于有无与色空，关于自我与他者，关于存在之轻与责任之重，关于故乡与异乡等等、等等，倘若一一细考究去，《红楼梦》的确如王国维所说是“哲学的也。”
关于一僧一道的叙事功能、结构功能，甚至哲理功能已经有很多学者说了很多，实在是“眼前有景道不得”，我只想从几个微小的不易为人所觉察的角度提出几个小小的问题，尝试分析，分享与同好。
一、绝处逢生
在儒道释三分天下的时代，作者为什么选择“一僧一道”呢？
先看一僧一道的来历和形象。
“……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材不堪入选，遂自怨自叹，日夜悲号惭愧。一日，正当嗟悼之际，俄见一僧一道远远而来，生得骨格不凡，丰神迥别，说说笑笑来至峰下，坐于石边高谈快论。”
“一僧一道远远而来”，“远远”有多远？没有答案，时间上貌似“很久很久以前……”，空间好像“从前，有一座山……”总而言之，来自遥远，来自鸿蒙。当然，文后有交代，一僧一道是来自太虚幻境，乃警幻仙子的特使，貌似无目的闲逛，实是衔命而来——诱惑灵石下凡，护其凡尘历劫，度其荣登彼岸。总而言之，“远远而来”便将《红楼梦》的缘起上溯到一个没有时间、没有空间，也可以说是超越了时间、超越了空间的宇宙深处，起处非凡。
“骨格不凡，丰神迥别。”本非凡人，形容自当不凡。应了时下的一句流行语“主要看气质”，真正的僧道，与袈裟无关，与黄冠无关，那是精神上的脱俗，灵魂上的超凡，信仰上的高标，立得牢，把得住，站得高，看得远，可通天地，可越仙凡。
再看一僧一道的言语和识见。
“二仙师听毕，齐憨笑道：‘善哉，善哉！那红尘中有却有些乐事，但不能永远依恃，况又有美中不足，好事多魔八个字紧相连属，瞬息间则又乐极悲生，人非物换，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倒不如不去的好。’这石凡心已炽，那里听得进这话去，乃复苦求再四。二仙知不可强制，乃叹道：‘此亦静极思动，无中生有之数也。既如此，我们便携你去受享受享，只是到不得意时，切莫后悔。’石道：‘自然，自然。’那僧又道：‘若说你性灵，却又如此质蠢，并更无奇贵之处，如此也只好踮脚而已。也罢，我如今大施佛法助你助，待劫终之日，复还本质，以了此案。你道好否？’石头听了，感谢不尽。那僧便念咒书符，大展幻术，将一块大石登时变成一块鲜明莹洁的美玉，且又缩成扇坠大小的可佩可拿。那僧托于掌上，笑道：‘形体倒也是个宝物了！还只没有实在的好处，须得再镌上数字，使人一见便知是奇物方妙。然后携你到那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去安身乐业。’石头听了，喜不能禁，乃问：‘不知赐了弟子那几件奇处，又不知携了弟子到何地方？望乞明示，使弟子不惑。’那僧笑道：‘你且莫问，日后自然明白的。’说着，便袖了这石，同那道人飘然而去，竟不知投奔何方何舍。”
从这一段《红楼梦》之“元叙事”（也就是关于叙事的叙事）中我们知道一僧一道的确是高人远见：首先是“红尘乐事，并不足恃”。于作为“过来人”的一僧一道而言，这是经验、是洞见；于凡心正炽，急于下凡的通灵之石而言则是警告、是预言，滚滚红尘，欲望满满，感官享乐，来疾去速，对一个追求精神充实灵魂丰盈信仰如磐的人来说并不值得依赖和仰仗，倘若将其作为追求目标和对象不是舍本逐末吗？这实际上是关于人之生死，生命短暂的存在哲学。其次是“美中不足，好事多魔”。此八字，描述的是人生的“不足”状态、奋斗的“多磨”过程。应是生活常态，事物本质，平常之理，也许算不得深刻，但却最容易被忽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碎，追求完美是人之天性，而美好的人、事本身总是伴随着不足，无可奈何。好事多魔与美中不足互为注脚。人之追求完美与圆满，几乎总是不得，几乎总是伴随着多重魔障。一旦到手，又很快失去。虽然人人皆知，并非人人皆识。倘若人人皆识，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为了“满”与“足”而执着一念直至万劫不复的人间悲剧了。再次是“乐极悲生，人非物换”。“乐极悲生”，是朴素的辩证法，“人非物换”是平常的发展观。是讲人生“好事”之后接续的悲哀状态，悲剧的结局，其中包蕴着对人命由生到死渐老而殒的悲叹，实际上道出了人之命运的悲剧本质。最后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这是总结，人生是一个从无到有再归于无的过程，它来自于生前万古冥寂的无，终又以死的形式归结于万古冥寂的无中去，跟梦幻的性质一样，梦前扎根于空无而醒来又归之于空无虚缈之中。“梦”是对“现实”的不满、超越，更是对“现实”的否定，绝大多数人都活在当下，鲜有人能超越当下。“空”是对“实在”的洞察、更是对“有”的否定，这就更是非常人所能及也。“倒不如不去的好。”既是一僧一道对其所总结的现实世界的彻底否定，又是对石头胃口的高高吊起。《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侧批：四句乃一部之总纲。
从次一番言语和识见足可以看出一僧一道见解非凡，是世事洞明的真“僧道”，担得起启蒙和救赎之功。作者之所以选择一僧一道宣言整部《红楼梦》之“总纲”，而且赋予其“总导演”之职责，是大有深义的，直接牵涉到作者的“三观”——儒观、释观、道观。
首先来看作者的“儒观”：在“反儒非儒”与“崇儒尊儒”之间。
一部《红楼梦》，持“反儒非儒”立场者能找出海量的证据来证明《红楼梦》及其作者是“反儒非儒”的。譬如主旨上的“大旨谈情”就是从根本上对“天理人欲”的反动；譬如明确标举“为情而死优于沽名而死”就是对“文死谏，武死战”的批判；譬如痛斥读书上进之人皆是“禄蠹”，以谈不谈“仕途经济”划界敌友，就是对“仕途经济”的彻底否定……
一部《红楼梦》，持“崇儒尊儒”立场者同样也能找到海量的证据证明《红楼梦》及其作者是“尊儒崇儒”的。譬如第三回，林黛玉进贾府，宝玉笑道：“除《四书》外，杜撰的太多。”第十九回，借袭人之口言，除“明明德”外无书，都是前人自己不能解圣人之书，便另出己意，混编纂出来的。第二十回，孔子是亘古第一人。第三十六回，宝玉除四书外将所有的书一焚而尽……
那么，作者到底是“反儒非儒”还是“尊儒崇儒”呢？
我们认为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本身就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人事是复杂的，岂可一概而论？儒学本身就是一个相当大的概念，在其内部，支派繁多，相互对立，相互抵牾，从来就没有过一个铁桶一般、铁板一块的儒学。不必说儒学的经典创始人孔孟，即便程朱理学、陆王心学都无法统一。甚至在儒学历史上反叛最厉害走得最远的李贽都不能笼而统之地说他反儒非儒。至于《红楼梦》极其作者对儒学的态度就更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任何一个人的成长都只能是一个过程：诞生、发展、变化、叛逆、反思、僵化、老去……思想观念就更是如此。从正反两个方面的例证来看，我们认为，《红楼梦》极其作者虽有魏晋遗风，尚有尊孔之心，还做不到像“正邪两赋之人”的嵇康那样“非汤武而薄周孔”。作者借贾宝玉之口所痛恨的只是后人妄解圣人，而非彻底否定孔孟，是对后人误读孔孟的痛惜和感叹，与其说是“反儒非儒”倒不如说是对于现实中儒道横行的世界上种种阴暗现实的一种愤世嫉俗。
其次来看作者的“僧道观”：在“毁僧谤道”与“崇僧尊道”之间。
同样，有不少红学家们从原著中找出大量证据来证明作者是“毁僧谤道”的，譬如张道士、马道婆、小尼姑智能等等，或贪财、或好色、或害人等等。然而，这些红学家们恰恰忘记了整部书的“总导演”也是一僧一道。倘若说作者“毁僧谤道”，那么作者缘何将如此重大的使命委任于自己所反对的对象？
其实，一言以蔽之，与其说作者“反儒”、“毁僧”、“谤道”倒不如说作者反的是“假儒”，毁的是“假僧”，谤的是“假道”，对真正的“儒释道”，作者是顶礼膜拜尊崇有加的。
你看男一号贾宝玉，私塾里学的专业是儒家，课外书看的是道家，最后悟道成了和尚。这足以说明，作者对儒道释三家并无偏见，更无成见，他所深恶痛绝的无非是“伪”、是“假”：借“儒道释”之名，行伤天害理之实。
之所以于“儒道释”中选择了“僧道”，实在是因为作为男一号的贾宝玉已经占据了一儒，贾宝玉在其现实生活中无论如何还都算作一个“儒”生，虽然杂学旁搜苦闷彷徨至极。他是那种激烈反对被“阉割”了的儒、强烈推崇“原教旨主义”之儒的儒生。这一儒生在成长的过程中遇到了人生最大的困惑：“忠孝节义”如此虚伪，“三纲五常”实在荒谬，“修齐治平”非常可疑……贾宝玉的成长环境使他觉悟到他所生存的世界正如《罗马书》所云：“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
梦醒了，却无路可走。
那么，相比教人“积极入世”的儒家是如此地让人疲惫至极，教人“放下”的外来释家，教人“出尘”的本土道家又如何呢？如果说教人“如何安身立命”的儒家遇到了死结，既安不了身也立不了命，那么“如何循道生活”的道家却还留有一丝儿缝隙供人苟延残喘，“如何达到觉悟”的佛家则更有彼岸的承诺带来巨大的诱惑和迷恋，虽然现实生活中有如此多的枉披袈裟、假借黄冠的伪和尚、假道士，但毕竟，还没有像儒家那样无孔不入地将自己所有的通道统统堵死。在儒家的绝处，作者逢生了，好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他发现了“骨格不凡，丰神迥别”的僧道，于是便委以“总导演”之职：多半躲在幕后，偶尔出场“说戏”。一切尽在掌握，紧要处在间离。
二、天机难掩
我们知道，一僧一道的形象在仙界是“骨格不凡，丰神迥别”，在梦中是“仙形道体，定非凡品，必有补天济世之材，利物济人之德。”可是在凡间却完全变了，变成了“那僧则癞头跣脚，那道则跛足蓬头，疯疯癫癫，挥霍谈笑而至。”变成了“破纳芒鞋无住迹，腌臜更有一头疮。”“一足高来一足低，浑身带水又拖泥。”于是，凡尘中的一僧一道也就成了特别容易被我们记住的“癞头和尚”和“跛足道人”。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如此设计？让一僧一道仙凡形象判若云泥？
如此设计的本身既有继承，又有批判，同时肩负着一种伟大的使命。继承的是释道的皮相观，批判的是世俗的颠倒看，肩负着一种泄露天机的伟大使命。
一部《庄子》，寓言十九，汪洋恣肆，洋洋洒洒。在众多丰富生动的人物形象中,众多的残疾人形象，触目惊心，瞠目结舌，以至于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道奇特的风景。这些残疾人形象系列堪称是一部“警示录”：警示着人们常人眼中的“无用”可能有绝大的好处，只是凡人不识；警示着社会的无知、傲慢和偏见；警示着人们应该透过“丑陋”的皮囊只取内在心灵的本真和崇高。这些外貌奇丑、身有残疾的人有一个共同点：大都身怀大德，独真、独善、独美、独立,烛照出社会现实的虚伪、恶劣、丑陋、攀附等等一系列真正的“丑陋”。庄子之所以塑造了那么多的畸人形象，一定是其本人于现实生活中遭遇到了太多的心灵的痛楚，有人甚至怀疑庄子本人就是这些残疾人之一，反映着庄子貌似通达的人生态度的背后的迷茫。但其积极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德有所长,形有所忘。”晓喻给我们的是如何把握生命本质，不管形体是否健全。破除了俗世人们对外形的肤浅观念,强调重视人的内在德性,焕发道德生命的光辉。
与道家相类的是释家对人的外形也持有一种“臭皮囊”之说。佛法讲观身不净，修不净观，就是告诉我们观身体，身体都是不长久的，都是要坏掉的，都是不干净的，没有什么值得可爱和贪恋的。认识到身体的短暂、脆弱、肮脏，但不等于说就不管它，就可以虐待它，更不能轻生。
当然，佛家也讲“人是可以貌相”的，《无常经》里就有“世事无相，相由心生。”这与“臭皮囊”并不矛盾。
无论是道家还是佛家，对于形而下的人之外貌形体都表示了相当程度的藐视，对形而上的人之精神灵魂思想都表示了相当程度的尊重。
《红楼梦》之作者让一僧一道以美相出世，以丑相入世，便是对道释二家皮相观念的继承，藐视外在的表象，重视内在的本质。试图以直观的形式，使世人领悟到肉体的不足道，乃至由此而延伸到根除对世俗生活的依恋之情。
《红楼梦》之作者让一僧一道的塑造更是对世俗人生真假、善恶、美丑观念颠倒的警示和愤激。在这个世俗的世界上，有多少俗人不是以貌取人，视假若真，视恶若善，视丑若美？视空若色，视欲若情，视肉若灵？有多少所谓上流社会正人君子不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正是深恶痛绝于这些俗人、俗事、俗见，作者才让一僧一道变脸，在给芸芸众生施以援手的同时给以严峻的考验。佛讲空，道讲真，空和真，才是俗世背后的“真相”。看重皮囊的俗人，自然是五色迷眼，看不清真相。所以，以残缺恶俗之态示人，于作者而言就是尺度和标划，烛照出世人的雅俗，衡量出世人的智商。
一僧一道穿梭于仙凡，肩负着使命，传达着天机，但天机不可泄露，只好以天残地缺的形象掩盖着为俗世俗人所不容的天机。
如果说一僧一道在形象上是一种“伪丑”，那么在智力上则是一种“装疯”。“疯癫”形象于俗世天然地具有一种“悲剧”气质。一切高贵的情感都羞于表白，一切深刻的体验都拙于言辞。真正的大悲者通常会以笑谑嘲弄命运，以欢容掩饰哀伤。最高的严肃往往貌似玩世不恭幽默到苦涩。在一个信仰崩溃的时代，那些“傻子”、“憨子”、“疯子”也许是真正严肃地对待其信仰的最后的一拨人。所以，愤世嫉俗的作者才设计出这么一对真正的世外高人、真人来对抗日益堕落的俗世，来警醒执迷不悟的俗人，来拯救为欲望所苦的灵心慧根。
“疯癫”的视野，或许更逼近哲学的本质。
“疯癫”的思维，或者更接近现象的本原。
身心遭受过重创的作者一如其笔下的一僧一道，风刀霜剑锻造其强大的灵魂，使其忍受得住尘俗的极致折磨，岁月的极致蹉跎，逍遥处事，远看千载，笑看天机。
三、殊途同归
我们知道，一僧一道的使命有二：一是携带顽石并一干人等造劫历世，二是对这一干人等，主要是几个重要人物点化、警戒、启蒙和救赎。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一僧一道默契若此？为什么道度男、僧度女？为什么度男之道成功率高于度女之僧成功率？
我们知道，不同的宗教，往往矛盾重重，甚至水火不容。所谓大路朝天，各走一边。然而，在《红楼梦》中，这一僧一道却能有合有分，有商有量，和谐相处，谈笑风生，没有像一般小说中那样见面就掐。这种让僧道默契，亲如一家的场面着实新鲜。既反映着真正的僧道在面对沉沦的众生时所呈现出的成见消弭，悲悯共通，更反映着作者超越的僧道观念，完全没有那种世俗的“即便下油锅也得占高沿”的争强好胜的狭隘和偏见。
我们知道，佛教讲究的是普度众生、慈悲为怀、六根清净、四大皆空。道教追求的是天长地久、长生不老、白日飞升。佛家乐死，“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道教乐生，追求永恒的幸福快乐。佛家讲究的是断情绝欲，道家追求自在逍遥。从大方向看，道教的宗旨是性命双修，以修仙为宗旨；佛教则更侧重于往生净土，然后普度众生。其共同点都是认识到现实的虚妄，现世的悲苦，无论是西方的极乐还是东方的逍遥都是对现实的否定和对现世的超越。还有一点也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真正的出家人，不问世事，不图俗物，他们突然现世，救人度人，无分别心，不因贫富地位的差别而选择救与不救。在拯救男一号贾宝玉之前，他们已经尝试过对贾瑞的施救，结果失败。道的“齐物”和佛的“无分别心”均是一种博爱和悲天悯人，都是一种“爱天下”、“医天下”、“度天下”。在真正的修行者看来，殊途同归；在作者看来，让僧道携手，共同去救苦救难也未尝不可。
那么为什么又要有分工呢？道度男、僧度女？
道僧的分工明确于僧道本身而言很可能源于一种心理学的无意识“情结”——女性的和尚情结，男性的尼姑情结。譬如传统中国女性大半拥有一种和尚情结——对和尚这一身份的天然迷恋。这种情结从古至今从未间断过，上至皇后公主、下至农妇妖精，她们与和尚的艳谈在文学、影视作品中经久不衰，为人津津乐道。于传统戏曲、小说中更是业已滥觞。很多著名的爱情故事大半都发生在著名的庵、观、寺、院，而且大半是在“在家”与“出家”之间，即便是同为“在家”的故事，也往往安排在出家的场所。譬如《西厢记》、《桃花庵》、《玉簪记》等等。佛门净地却偏偏盛产恩恩怨怨的爱情故事，于文学艺术而言便是一种巨大的题材诱惑。那么，这种情结的浅层原因无非是这样几点：首先出家人的“博学”和“有闲”，佛家对弟子们的要求是非常高的，要博闻强记熟读经书。历史上那些特别著名的高僧大德如寒山、拾得、辩机、曼殊、仓央等等他们除了是出家人，还都可以著书立说，青史留名。在所有的职业中，和尚是最有闲工夫的，他们除了击鼓撞钟念佛斋戒之外，其他没有什么事情。其次是“高度自律”和“精力无限”。由于佛门的清规戒律特别严苛，轻则体罚，重则逐出山门，因此，能够坚守本身就是一种毅力、一种魅力，更兼和尚们在寺庙常常打坐冥想，其实就是变相地休息，可以养精蓄锐。最后一点可能更为重要，就是“有机会”。艳遇和机会总是给予那些有准备的人。我以前讲过一个观点，中国古代爱情资源的匮乏，其中原因之一就是时间的有限和空间的逼仄。传统中国女性去寺庙烧香拜佛是她们难得的抛头露面，因此，深闺少女与出家僧侣擦出火花是再正常不过的人性必然。
这种情结的深层次原因则是人性的禁锢与自由的天然抵牾。说神秘其实并不神秘，无非是禁忌与反禁忌，规训与惩罚。越是压抑欲望，欲望就会更加强烈。禁忌之爱总是充满魅力，越是难度系数大的爱情，就越容易激发人类的斗志，就越有成就感。禁果的诱惑大于一切，所以才有伊甸园的故事生生不息。两性之间的互相欣赏很大程度上都来源于此：自律和自由之间的临界点上最为性感，无论是在红尘内外！
因此，如果说道僧的分工明确于僧道本身而言源于一种心理学的无意识“情结”的话，那么于《红楼梦》的作者而言，这种情结同样也有，不过，作者更深层的用意也许在于在赋予僧道重大使命的同时对这一使命在执行过程中也必将伴随着巨大的考验：一种信仰的持守，信念的考验。让和尚去接近少女，于双方来说无疑都是一种巨大的诱惑和反诱惑，坚守与放弃。任何伟大使命的完成都非容易，这同样是一个哲学命题。让道士去度脱男性更可能源于古老的《易经》中的阴阳乾坤的暗合。
那么，在这种伟大的使命和巨大的诱惑之间，一僧一道的度脱成果如何？
茫茫大士度脱甄氏英莲，结果失败。度化林黛玉，结果失败。救治薛宝钗，开药方。结果也是不见成效。
渺渺真人度化甄士隐，结果成功。度化贾瑞，结果失败。度化柳湘莲，结果成功。
联袂救治贾宝玉、王熙凤，结果成功，最终度脱贾宝玉，结果成功，归结全书。
比较而言，茫茫大士的成绩低于渺渺真人的成绩。
为什么跛足道人的成功率高于癞头和尚的成功率呢？其实这里边并无褒贬，更无深意，只要仔细分析即可明白：跛足道人之所以成功率高是因为他所度脱的男人都是已经经历过极大的身心重创之后，当其心灰意冷之时才去点化的，成功率自然高。癞头和尚有些过于心急了。其去点化的时候，女孩们年纪尚小，最大也不过是豆蔻妙龄，还未曾经历过人世的悲欢离合，怎么可能懂得和尚在说什么。至于作为监护人的父母双亲，他们宁愿以命相抵也不愿孩子遭受任何挫折、灾难，哪里听得进和尚的没头没脑的胡言乱语。那么，作为和尚的茫茫大士之所以显得比渺渺真人性急，度人要趁早，实在是因为其懂得：较之男人，女人更重感情，一旦红尘日久，情窦绽放，七情正炽，六欲正旺，再难回头。实在不忍心看到女孩子们亲历那些悲剧。心存慈悲，防患于未然，于悲剧尚未发生之前就阻止悲剧发生，恰恰是释家慈悲为怀的明证。可是该来的还是要来，罪孽谁都无法替谁去承担。
结语悟道还家
“人生的渺茫”于《红楼梦》而言，是一个相当现代性的问题，因为她超越了传统章回小说的那种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积德行善的伦理说教、宿命色彩，开启了关乎人生存在的终极追问。
文学之于哲学是血肉、是脉络，哲学之于文学是筋骨、是元气。文思合一，血脉贯通，元气淋漓。
文学之思于接受者而言非哲思，非逻辑，非智力，非强制，非探索，而是启发，是意会，是神交，是顿悟，是心有所感不必言语，没有为难，更无烦恼。因为文学之思实是一种审美的引领，自由的徜徉。这就要求我们在阅读之时，最好的选择是沉湎于体悟与玄想。
文学之思于创造者而言则要艰难得多，它是对世界、人生的内在意蕴的整体性勘探和深度性开掘。有困惑，但是一种整体性困惑；有情感，但是一种整体性情感。正如苏珊·朗格所言：“艺术家表现的决不是他自己的真实情感，而是他认识到的人类情感。”这种人类情感，即是一种普遍性的情感，哲理化的情感，情感化的哲理，是构成现代艺术的重要质素。它不仅仅表现为具体的某时某地某人的喜怒哀乐，更需要表现为一种超然的太息，一种俯视的悲悯，一种淡然漠然而又宏大无比的情绪。于《红楼梦》而言，则不仅仅表现为对“千红”之“一窟(哭)”，对“万艳”之“同杯（悲）”，更表现为对整个“人生”的“渺渺”和“茫茫”。所以，作者才塑造了这么一对明明是“虚构”却偏偏名之为“双真”的人物穿针引线、起起伏伏于语词的密林，承担起对整部《红楼梦》芸芸众生的点化、警戒、启蒙和救赎之功。
想想看，一部《红楼梦》，如果没有了一僧一道的点化、警戒、启蒙和救赎，《红楼梦》也就真的退居成了《金瓶梅》、《三言二拍》、流俗的滥情小说和地摊《故事会》了。这就要求我们在阅读之时对作者更要存一份设身处地推己及人感同身受，同情式的理解。
要之，人生之所以渺茫归根结底在于无家可归。《红楼梦》之所以设置了这么一个“人生的渺茫”问题也就在于作者对家园的探寻，对儒家，他业已绝望，对释家道家他还残存着这么一些幻象，所以才让其主人公弃儒由道入佛。
人类努力的最终目的都是在寻找家园。所有的爱恨情仇与抗争都是在叩问一个问题乡关何处？故乡还是异乡？回归还是流放？
作为读者，我们阅读的终极任务就是悟道还家。
田崇雪欣赏就转走，分享胜打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