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目前发现了一定数量的距今超过1万年或1万年左右的早期陶器遗存，其中淮河以北出土早期陶器的重要遗址有河北阳原于家沟、北京怀柔转年、北京门头沟东胡林、河北徐水南庄头、河南新密李家沟等遗址；淮河以南有浙江浦江上山和嵊州小黄山、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湖南道县玉蟾岩、广东英德牛栏洞以及广西境内的桂林大岩、桂林庙岩、桂林甑皮岩、柳州鲤鱼嘴、邕宁顶蛳山等遗址。对于东亚大陆近万年漫长的旧石器时代而言，在不到1万年的时间内陶器快速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出现，可以说是全球范围内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并对随后的新石器时代的人类文化面貌产生了重大影响。
那么，中国早期陶器拥有怎样的整体面貌和文化格局？中国早期陶器和邻近地区如日本、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早期陶器是否有所关联？中国早期陶器出现之时中国南、北方的关系是怎样的？面对日渐丰富的考古新发现，陈星灿、严文明、曹兵武、赵朝洪、吴小红、朱乃诚、张弛、王涛、吕烈丹、傅宪国、王小庆等先生都对中国早期陶器做了专门讨论。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近年来史前考古的新发现与新进展和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格局，再次审视中国早期陶器的文化发展进程及其与周边地区的文化关系。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中国南方早期陶器
目前南方早期陶器均发现于长江以南、雪峰山以东的中国地势第三阶梯的丘陵地区，包括南岭以北的江南丘陵区（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湖南道县玉蟾岩）、武夷山以东的浙闽丘陵（浙江浦江上山、嵊州小黄山）和南岭以南的两广丘陵区（广东英德牛栏洞和广西境内的桂林大岩、桂林庙岩、桂林甑皮岩、柳州鲤鱼嘴、邕宁顶蛳山）。这些丘陵地区海拔较低，相对起伏较小，喀斯特地貌发育。现属于亚热带气候，水、热条件优越，且季节分配比较均衡。该区域内植被丰富，为季风常绿阔叶林，层次结构复杂。
（一）仙人洞与玉蟾岩
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和吊桶环遗址位于赣东北鄱阳湖东岸，仙人洞遗址20世纪60年代和90年代经历多次发掘，共出土块早期陶片。吊桶环遗址的早期陶片有60余片，特征与仙人洞较一致。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位于湘西南，在南岭以北，发现于20世纪80年代初，年、年、4-5年经多次发掘，早期陶片出自洞穴下部堆积（附表一）。
（二）甑皮岩、大岩与庙岩
广西东北部的桂林境内有丰富的早期陶片发现。甑皮岩遗址位于桂林市南郊独山西南麓，发现于年，-年、1年进行了发掘，其最早一期的陶片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大岩遗址位于桂林市临桂县境内，0-1年进行了发掘，其中早期陶片属第三期遗存。庙岩遗址位于桂林市雁山区的一座孤峰南麓，年发现，年发掘，共有6层堆积，早期陶片都处在洞穴堆积第5层（附表二）。
（三）鲤鱼嘴、顶蛳山与牛栏洞
在更靠南的北回归线南北两侧，也有早期陶片的发现。鲤鱼嘴遗址位于柳州市区南部龙山南麓的岩厦下，该遗址系贝丘遗址，经年、3年两次发掘。据3年度的发掘，遗址分为三个时期，早期陶片出自第二期。顶蛳山遗址位于南宁市邕宁县城北3公里，系贝丘遗址，年发掘，该遗址的文化遗存分为四期，早期陶片应属第一期。牛栏洞遗址位于英德市东南2公里的狮子山南麓，年发现，经年、年两次发掘。该遗址的文化遗存分为三期，早期陶片属第三期（附表三）。
（四）上山与小黄山
上山遗址位于浙江省中部金华市浦江县境内，0年发现，经1年、4年、5-6年三次发掘。早期陶片发现于遗址南区第7、8层，属该遗址的早期前段遗存。小黄山遗址位于浙江省绍兴市嵊州县曹娥江流域，5年发掘，其早期陶器属于第一阶段，文化内涵与上山遗址接近（附表四）
（五）小结
南方地区最早的陶片发现在长江中游南岭以北的江南丘陵区，以万年仙人洞和道县玉蟾岩所出者为最早，并且测年序列清晰，绝对年代已超过距今年，进入末次冰期最盛期。南岭山系西南部桂林地区的庙岩、甑皮岩和大岩所出者年代稍晚于南岭以北，绝对年代在距今-10年左右。而更靠南的北回归线两侧的鲤鱼嘴、顶蛳山与牛栏洞等遗址所出者似乎年代又稍晚些。最近有学者指出牛栏洞螺壳碳十四测年结果能更好地反映该遗址文化遗存的年代，进而认为牛栏洞的早期陶器的年代为距今1.6万年左右（已校正），显示出岭南北部地区是早期陶器的重要分布区域。而地处华东的钱塘江流域的上山与小黄山遗址的陶器年代最晚已接近距今年。
总体来看，南方地区的早期陶器表现出很强的原始性。其中除时代相对较晚的上山遗址和小黄山遗址之外，距今超过1万年的陶器都不丰富，且均为破碎陶片，说明使用不频繁。发现的陶片都较厚，烧成温度较低，结构疏松；均为夹砂陶，羼和料为石英、长石等矿物颗粒，陶色多为褐色基调，器形为圜底釜类；制法为手制，常见泥片贴塑法和泥条筑成法。早期陶片的伴出工具组合有石核-石片打制石器，骨、角、蚌器较为发达。
除了以上的共性之外，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早期陶片虽胎壁较厚，但不能以胎壁的厚度断定陶片时代的早晚，比如仙人洞的陶片厚度为7-12毫米，不及甑皮岩的36毫米，也不及大岩的20-30毫米，但仙人洞陶片的年代早于甑皮岩与大岩，可见早期陶器的厚度具有不稳定性。第二，早期陶片虽多素面，但有纹饰的不一定比素面者晚，例如仙人洞与吊桶环的条形纹陶片、玉蟾岩的似绳纹陶片就早于甑皮岩、大岩和庙岩的素面陶片。早期陶器在传播过程中，最具稳定性的文化因素是器形，而厚度、纹饰等因素则具有多变性。
二、中国北方早期陶器
目前，中国秦岭-淮河地理屏障以北地区的早期陶器多发现于华北平原西侧，处在从地势第二阶梯向第三阶梯过渡地区的低山丘陵区域或丘陵外缘向平原的过渡地带。该区域现属暖温带大陆性气候，热量资源虽丰富，但气候比较敏感，冬季寒冷干燥，受西北季风的影响较为明显，易受西伯利亚冷空气的影响，夏季高温多雨，植被为落叶阔叶林，水、热条件及植被情况不及南方地区。
（一）于家沟、转年与东胡林
于家沟、转年与东胡林三个遗址距离较近，位于华北平原西北部，且纬度相当，均处于北纬40度左右。于家沟遗址位于河北省阳原县泥河湾盆地中部的桑干河二级阶地上，经年-年的连续发掘，遗址堆积分7层，最早的陶片出自第4层的顶部与上部以及第3b层。转年遗址位于北京市怀柔县白河西岸的二级阶地上，年试掘，-年正式发掘。遗址分4层，早期陶片出自第4层。东胡林遗址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清水河北岸的三级阶地上，经1年、3年、5年、6年四次发掘。遗址的地层堆积可分8层，早期陶片出自第7层（附表五）。
（二）南庄头、李家沟与灵井
南庄头遗址位于华北平原西部、太行山东麓的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县，发现于年，经年、年、年多次发掘，地层堆积分7层，早期陶片发现于第5层及相关的堆积单位。李家沟遗址位于华北平原西南部低山丘陵区，位于河南省新密市椿板河左岸的二级阶地上。经9-年两次发掘，地层堆积分7层，早期陶片发现于南区和北区的第5、6层。河南省许昌市灵井遗址位于华北平原南端，发现于年，5年之后经多次发掘，早期陶片发现于第5层的次生堆积（附表六）。
（三）小结
总体来看，北方地区的早期陶片的绝对年代大体同时，大约在距今1万年左右。该区域早期陶片均为夹砂陶，烧成温度较低，结构疏松。陶色以褐色为基本色调，厚度常在10毫米左右，羼和料有石英、云母、方解石、蚌屑颗粒，多素面，或施有压印纹，器形为盂类或罐类等平底器，制作技术为泥片贴塑或泥条筑成。
值得注意的是，北方早期陶器出现的时间晚于南方，并且其器形多为平底器，与南方的圜底器有明显区别。另外，北方地区除南庄头遗址外，早期陶器的伴出工具组合均以细石叶工具组合为特点，与南方明显不同。正确理解这些现象，对认识我国旧石器时代晚期经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再到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考古学文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中国早期陶器的南北分异
综上所述，中国早期陶器的出现是我国旧石器时代晚期偏后阶段的重要文化现象，在不到1万年的时间内在我国中东部现今秦岭-淮河南北的广大区域先后不断被使用。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中国陶器在其滥觞阶段，就已经形成了区域体系，大体能够以现今秦岭-淮河为界分为南北两区。南区以长江中下游的江南丘陵区的万年仙人洞和道县玉蟾岩为代表，陶器出现的时代早，器形为圜底釜类器；北方以华北平原西侧的东胡林和李家沟为代表，陶器出现的时代较晚，器形为平底直腹罐类器。由于陶器制作的复杂性和器形的多变性，南北方早期陶器区域体系的形成，显示出旧石器时代晚期后段人群社会网络的复杂性，不同社会网络内部的交流比较频繁，进而形成了南北有别且各自稳定的文化传统。
同时，中国南北方早期陶器的时代有明显不同，南方以仙人洞和玉蟾岩为代表的早期陶器的年代差不多早于北方1万年。目前中国南北方早期陶器的文化面貌差异，附加时间的维度之后，更多体现的应当是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南北方交流的“阻断”。
更值得 大量旧石器时代晚期考古材料显示，在早期陶器出现之时及其出现之前，中国南北方石器工业已经发生明显分异，现今秦岭-淮河一线以北盛行细石叶工业传统，而其以南盛行非细石叶工业传统。分界线南北两侧的史前人群拥有不同的石器文化传统，反映了不同的流动方式、生计方式与栖居方式等多种行为模式。北方人群的流动性更高、狩猎经济比重更大，经济模式适应于北方当时的森林-草原环境；南方人群的流动性较低、采集经济比重更大，经济模式适应于南方当时的森林环境。就更深层次而言，南北方狩猎-采集人群可能各自拥有相对独立的社会交流网络。
四、早期陶器的起源与发展
关于陶器的起源问题，在仙人洞与玉蟾岩的最新测年数据报道之前，学术界多认为早期陶器有不同的起源地区，主要涉及中国、日本和俄罗斯远东地区这三个区域。学界支持多地区起源的主要原因是上述三个地区的最早陶器的测年数据大体相当，均在距今1.4-1.3万年左右，难以分出早晚。另一个证据是上述三个地区的最早的陶器的形制不甚相同，日本最早的陶器多圜底器，素面或饰线纹、豆粒纹和爪形纹；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早期陶器多平底器，素面或饰刮条纹；中国南方最早的陶器多圜底器，饰刮条纹、绳纹或素面；中国北方早期陶器为平底器，饰浅绳纹、附加堆纹或素面。但是，就陶器多地区起源这一理论而言，从分布地域和起源时间上看有太多的巧合，是值得我们进一步反思的。第一，地点的巧合，为什么世界上最早的陶器出现在三个大体相邻或相近的区域，而没有出现在欧洲、近东或是美洲？第二，时间的巧合，为什么早期陶器大约在距今1.3万年左右在三个地区同时出现？
对于旧大陆漫长的旧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者而言，他们的文化传统是学习和使用打制石器，或者加工木器和竹器。这些石、木、竹器具备相似的形态特征、制作理念（“离心过程”）和使用功能，都与狩猎和采集活动密切相关。而陶器的形态特征、制作理念（“向心过程”）和使用功能与石、木、竹器皆不同，其代表的是重塑崭新的造型， 近年来随着早期陶器材料的日渐丰富，特别是仙人洞和玉蟾岩遗址的发掘者不仅提供了系统的测年序列，还进行了深入的埋藏学研究，结合我国南方早期陶器的多种原始性状，多种证据表明最早的陶容器在距今2万年前后在末次冰期最盛期时首先出现于我国南方腹地。制陶的理念与技术在我国南方江南丘陵区起源之后，在几千年时间内凭借当时南方狩猎-采集群体的社会网络扩散（包括很多种传播形式和媒介，比如人群的迁徙、不同人群之间的学习、通婚、交换等），之后陶器在南岭山系西南部的桂林地区庙岩、甑皮岩和大岩等地和北回归线两侧的鲤鱼嘴、顶蛳山、牛栏洞等地较普遍出现。制陶技术的发明，拓宽了人类生活的广度，陶器一方面可以作为容器，存储植物的种子、果实或鱼类、软体动物等动物资源。另一方面，陶器可以作为炊器将食物加热后食用，使食物更加美味可口、便于消化，拓宽了可食用或易食用的资源的范围。
我们将比较范围扩大到日本列岛和俄罗斯远东地区（附表七）。从时代上讲，俄罗斯远东地区、日本列岛和中国北方的早期陶器都晚于中国南方，支持早期陶器的中国南方起源论。从陶器的器形来看，日本列岛和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早期陶器器形更为多样，不具备滥觞阶段的特征。日本虽以圜底器为主，但出现了平底器；俄罗斯远东地区以平底器为主，但也存在一定数量的圜底器。从理论上讲，圜底器由于器形简单更容易制作，而平底器相比于圜底器而言，需要制作底部和腹部之间的转折，对制陶技术的要求更高。日本和俄罗斯远东地区早期陶器中“平底器”的出现显示其陶器发展阶段较中国南方地区晚，同样支持早期陶器的中国南方起源论。此外，有学者从早期陶器的制作、修整方法和装饰形式的角度论证了早期陶器技术起源的“一元性”。
从器物组合上讲，日本早期陶器的圜底器传统似应与中国南方有较大关联，其年代校正后到了距今1.4万年或1.6万年左右，甚至可以早至距今1.7万年左右，其制造者可能是“最早接受圜底器的细石叶使用者”，并发明出平底罐。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全球范围内现代人出现并繁荣发展，他们拥有较为发达的航海能力，如现代人在距今5-4万年左右从东南亚航海到达澳大利亚。另外，距今1.7万年左右距离末次冰期最盛期较近，当时我国东海海平面高度应当低于现今高度至少90米，有大面积大陆架出露（图二），当时日本列岛与中国大陆几乎连为一体，新出露的土地既极大缩短了日本列岛与东亚大陆的距离，同时也应当成为来自不同区域狩猎－采集者争相开发与互动的空间，为早期陶器向日本列岛的传播提供了极大便利。
图二 东亚地区末次冰期低海平面时出露的陆地（图中黑色部分表示广泛出露的大陆架，引自夏正楷：《环境考古学——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年）
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早期陶器以“平底器为主、圜底器为辅且共出细石叶工具”的传统与日本列岛“圜底器为主、平底器为辅且共出细石叶工具”的传统关联最大；并且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早期陶器的年代校正后为距今1.6-1.4万年左右，稍晚于日本列岛；再加上地理位置的接近。这些证据共同表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早期陶器传统可能来源于日本列岛，并将平底器传统加以发展（见附表七）。至于中国北方，如果迟迟不能发现早于距今1.5万年的陶器，由于其早期陶器为“平底器且共出细石叶工具”传统，与中国南方早期陶器分异甚大，而与俄罗斯远东地区“平底器为主、圜底器为辅且共出细石叶工具”的传统关系密切，暗示距今1.1万年或稍早中国北方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地区存在密切文化交流的可能（图三），这一现象最近已经得到一些学者的 如此来看，从另外一个角度可以说明，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后段，东亚大陆秦岭-淮河一线南北的狩猎-采集群体的交流是非常有限的，而这一现象直到距今年前后才有所改观，有学者已指出距今年前后出现了长江流域和淮汉一带人群北进到淮河上游和汉水中游的现象。而此时中国北方使用直腹平底罐的狩猎-采集者的生计与行为方式也在逐渐发生变化，他们中的一部分应当转变为农民，开始定居和栽培，其直腹平底罐的文化因素在磁山文化和兴隆洼文化等得到了很好的继承与发展。
附记：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编号16CKG）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在最终定稿过程中，匿名审稿专家、首都师范大学王涛、北京大学夏正楷和中国人民大学韩建业等先生都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谨表衷心感谢！
（本文电子版由作者提供 作者：陈宥成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曲彤丽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原文刊于：《考古》年第6期 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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